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
“什么是历史？”这是扬州中学历史特级教师王雄在高一第一堂历史课上写下的问题。王雄给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所有历史老师应该给学生们解释清楚的问题。但对于很多历史老师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不是什么是历史，而是学生们的成绩，特别是高考，历史作为文科综合科里一小块残留着。这是很重要的存在，有了它，历史课才能存在，历史教师才能存在。在我们的网络微调查中，许多人热情地回忆着他们的历史老师，以及历史课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但他们或许没有料到，在更广阔的层面，历史老师和历史课是中国人了解历史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历史老师把握不住，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历史认知与史观。在中国的中小学校里，历史大部分时候不受人待见，就如袁腾飞所言：“历史是副科，在学校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历史学科是平时没人搭理，高考跟你要分。”某种程度上高考是历史课存在的基础，因为要高考，所以历史课才有存在的价值。有的地方因为中考不考历史，初中就不开历史课，理由是没经费没师资。打开号称全国文章总量、访问量最大的历史教学网站“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直接冲入眼帘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如何吸引学生喜欢历史课的文章，而是各地高考模拟试卷。在这样一个专业网站上，高考依然是最强悍的理由。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有这样的文字：“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教育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定和、振兴中华的感”这个目标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国际竞争意识”，这说明历史教育仍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存在，而且犹在培养公识和人文素养之上。而翻开近百年前的历史课本高等小学“国教科书新历史”，它的编辑要旨是这样说的：“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夥。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国民之基。”2006年呼喊多时的历史教材，在上海打开了一个小口子。这套高中历史教材出现了瞩目的变化，淡化、抗日、起义、等内容，更多谈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一年后，这版教材被紧急叫停，李文海、沙健孙、鹏等7位历史学家对这本教材提出意见，结论认为：“编撰者思想混乱，使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
我一生都无法追上的历史老师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列出的老师清单羡煞旁人周谷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若是一个个请出来坐坐，就是一幅“范儿”。忆起学生时代的历史老师，明史大家樊树志如数家珍：“我很幸运，能成为大师们的，现在的学生没有这样的福气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周谷城、陈守实、周予同、谭其骧等史学大家立在前面，成为他一生追寻的目标。周谷城仪表永远庄重让樊树志印象最深的老师当属名气最大的周谷城：“他一个人完成《世界通史》与《中国通史》，在中国历史学界既能写世界通史，又能写中国通史的人，就他一个。”身为党派的领导人，周谷城与关系密切，两人曾于湖南农动讲习所共事，随即建立了私交。在樊树志的印象中，这位当年名声盛隆的周教授上课从不讲究技巧，在那个没有教材没有课本的年代，他仅靠着一纸讲稿挥洒自如。“一堂课45分钟，他先念35分钟的讲稿，我们跟着做笔记，剩下10分钟他就开始聊自己经历中有意思的事情。”那些与之间的交往故事。如今同样身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樊树志，在课堂上常年保持注重仪表的习惯，“能穿西装就穿西装，天气热的时候就短袖衬衫，但一定要配领带”，如此严谨的态度正是师承自周谷城。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一身布料中山装几乎可算最高配置，但周谷城始终不改西装革履的习惯，对他而言，庄重的仪表意味着对课堂和人生的毫不含糊。周予同能抄一面漂亮的黑板书在没有教材的课堂上，另一位老师周予同选择了比念讲稿更吃力的方式写板书，一列列的竖写繁体字漂亮而整洁。书香在充满韵味的书写中悠然而至，同学们一边陶醉地欣赏，一边忙不迭地抄写，甚至暗自庆幸老师有写板书的习惯，因为他那带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常让人误把“班固”听成“苞谷”多年后当樊树志也开始在黑板写时，“才知道写板书有多累”。老一辈教授的魅力如老酒般徐徐散发，看似书呆子的周老师不仅有趣，还深知调节气氛的，总是在学生们奋力抄写板书的空隙，看似随意地聊聊文坛逸事，轻易撩起小年轻的热情。“解放前，周老师在著名的书店担任编辑，叶圣陶、郑振铎这些文化名人都是他的同事。”陈守实同辈学者毫不留情要说直接影响到樊树志人生的，莫过于国学研究院出身的陈守实老师。师承自梁启超与陈寅恪的陈守实，深受梁启超的史观影响，研史过程中始终要有自己的见解，总在课堂上拿出许多和学术界流行观点截然不同的新史观。“当时流行说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是国有的，但他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农村土地都是私有的。”陈老师肚子里有货，惯持一股子知识式的高傲，当着学生的面同辈学者简直就是不可或缺的常事。也是这样一位老师，在看过樊树志论述明清漕运的本科论文后，晚上突然出现在男生宿舍：“哪一位是樊树志？你的论文写得很好嘛！”这对樊树志产生的激励作用无可言喻，不久这篇论文发表在上海的学术期刊上，这对本科生而言是莫大的荣誉。“后来我留校任教，专职从事明清史的研究，一步一步，都离不开陈老师的影响。”一群遵持传统文化态度与习惯的老师早已离世，樊树志对师生差距有着难以弥合的羞愧：“留洋回来的精通外文，留在本土的精通国学。”也是一种对同辈人成长于的怜惜：“我1957年进复旦，遇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以后搞四清运动，又把老师学生弄到农村去，直到，完全停课。80年代我们就使劲儿补，但终究还是赶不上。这一代的佼佼者几乎都是拼命拼出来的。”樊树志想起自己那位少年成名的谭其骧老师，能穷毕生心血著就《中国历史地图集》，完全因为这是毛布置的任务，中央高度重视，所以能研究过程不受的干扰，但“其他人没有这个条件，说不定哪天就被下放到农村去了”。（文/孙雅兰）樊树志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代表作：《晚明史》、《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教育不应只追求成功“不追求成功，而追求成全人”的教育，是傅国涌心中的理想教育，他希望“教与学都充满性、不确定性、愉悦性，学生、老师相互成全，各自找到人生实现的方式”。对于傅国涌来说，“历史”早已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常简单的慢生活中，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读史料，思考中国百年来的命运沉浮，“我就活在历史当中，也以历史为业”。不太为所知的是，这位当下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历史学者，在早年亦曾有过短暂的乡村中学教师的经历。1987年9月到1989年1月，20岁出头的傅国涌在浙江温州任教，担任语文和历史老师。这段经历让傅国涌有机会深切感受到20年来中学历史教育的“变”与“不变”形式上变化很大，课本华丽了，教学更花里胡哨了，但本质上，仍然是按照标准而不是教育本身来进行的。彼时，在傅国涌的历史课堂上，虽然仍是按照教材的脉络，但并没有照本宣科。注重史料的他，以讲史实为主，将大篇幅的讲述放在了时代背景、社会上，以更宽的人文视野引导学生去探寻历史的。多年以后，当傅国涌再次与当年的学生聚首时，对于当年的授课，不少学生都直言“受益匪浅”。在傅国涌的印象中，那时的学生还很淳朴，不急功近利，有着对知识纯粹的渴望。到了今天，整个时代已经变得非常功利，许多人读书精于算计，义无反顾地奔着实用的东西去，有着明显的功利性，人成了考试的机器，而历史并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在重应用、重技术的时代潮流中，历史是一门边缘化的学科，包括历史在内的整个人文学科都不被关注和重视，这是教育制度设计和整个社会导致的。”近年来，傅国涌不时会到一些中学交流，在与各地学生的接触中，他发现，一方面，有些学生对历史的了解比他想象的要深入很多；另一方面，有的学生所提的问题会让他啼笑皆非，“他们问的只是后面的部分，却并不知道前提是什么”。“总体而言，现在仍然是人文匮乏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有着很深的历史传统的国家中，现在的人们不了解历史，大部分资讯来自零碎的片段的大众，比如讲求娱乐化的电视，它是要好玩的有趣的，这就与准确、客观、完整相。大部分人还没有形成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健全价值观。”在傅国涌看来，在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跳出来，远离封闭的状态。在中国，成功成了一种毒药，它被功利地定义成了“做大官发大财”，而教育有它本身的逻辑和规律，只有回到教育自身，从它自身出发，而不是从它以外的“成功”出发，教育才真正实现了“育人”的作用。说到“读书过程中无意的副产品”，傅国涌自己就经历过不少。在长期读史料的过程中，傅国涌无意中接触了很多人对过去中小学的回忆，他由此汇编了后来引起教育界和新闻界关注的《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这两本反映晚清到50年间中小学教育的著作，通过整理大量回忆录，借由几十位过去的校长、老师、学生之口，其中不乏胡适、赵元任、钱穆等名家大师，打捞过去鲜活的中小学记忆，进一步体认那个时代的中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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